“在海归创业潮、资本追捧、地方政府优惠政策、CRO/CDMO配套不断成熟等因素下，再加上License in模式和VIC模式的榜样效应，国内的公司可以快速复制，18A和科创板又为资本提供了退出渠道，加速资本涌入，在所有因素推动下，创新药门槛正在逐渐变低。”8月2日，在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的分论坛上，轩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李嘉逵说道。

他分析称，创新药是个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行业，不是谁都可以进，但是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进入，部分没有创新能力的也进来了，就造成了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缺少源头创新，同质化竞争严重，如PD-1赛道有上百家药企扎堆，EGFR已有50多家药企申报临床，Claudin18.2有近40家企业在排队；第二，资源浪费，临床受试患者不够用，出现抢病人现象，低水平重复造成研发费用浪费；第三，License-in项目价格哄抬，临床Ia期项目的首付达一千多万美元，好项目飙升到数千万美元，可以License-in的项目越来越少。

“大家互相竞争抬高价格，把项目带回来开发后，又要面临医保砍价，商业回报如何实现？” 李嘉逵说道。

me-too类药物还能做吗？

在上述背景下，7月2日，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下称CDE）发布“关于公开征求《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下称《指导原则》），其中提到的“头对头”对比试验直接降低了me-too药物上市的可能性，生物制药、CXO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在《指导原则》公布后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暴跌，me-too类药物是否属于伪创新一时掀起热议。

李嘉逵分析，《指导原则》提到两点，一是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二是以为患者提供最优的治疗选择为目标，对纠正中国未来创新药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引发了行业对me-too类创新药的大量讨论，出现了很多抨击。

那么，回顾我国创新药走过的十年，该如何正确评估me-too类药物呢？

有观点认为，无论FIC/BIC药物，还是me-too药物，都具有临床价值，me-too药物哪怕临床价值与同类相比不突出，但可以降低药价，使患者受惠，但同时如何兼顾科学风险与商业风险就成了重要问题。

李嘉逵表示，参考其他国家发展经历，日本经过10年的me-too阶段，然后走向国际化创新，大型跨国药企其实也做me-too，案例非常多，主要因为这些企业有商业文化。“一般来讲，同一个靶点，前三家有市场，第四第五家就不怎么赚钱了，所以到五家以后一般就要借助市场手段，后面企业很少去跟风，但是对于国内来讲，目前的现象就反映出企业还不够成熟，没有整体的考量。”

那么me-too类药物还能继续做吗？

李嘉逵认为，me-too类药物开启了中国创新药的制度，促进了法规政策的建立和完善，部分缓解患者用药的困难，也减轻了国家医保负担。“现在提倡源头创新，这是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源头创新来自于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而不是说今天大家提倡做源头创新，明天所有制药公司都去做源头创新，目前在源头创新还缺乏的情况下，如果做me-too，要科学地评估有没有做到产品差异化、有没有产品优势、有没有临床价值、有没有商业回报四个方面，对一个靶点达到四五十家企业的情况，还是要谨慎。”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高级行业研究员王奇巍也在论坛中分析了靶点创新策略，根据其提供的数据，我国新药通用名数从2015年的99个迅速增长至2020年的763个，新药受理号数从2015年的235个迅速增长至2020年的1768个。

对于靶点问题，王奇巍表示，选择全球新靶点有两种策略：第一是选择潜力足的新靶点，需关注其中研发进展、国内原创药的创新性和研发风险；第二是选择有成功经验的新靶点，需关注市场趋势和适应症布局。对于全球或中国研发获批药物数量最多的Top20靶点，需要谨慎布局。

“其实一切靶点的创新初衷都是临床需求，解决临床需求才是目的，靶点创新只是手段。” 王奇巍说道。

基础研究薄弱

美国生物医药经过15年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方位赶超了欧洲，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制药大国，在目前全球创新药中，有57%来自美国。

李嘉逵表示，分析美国生物制药创新快速发展主要因素，其中第一位是对基础研究的巨大资金投入，然后是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支持鼓励创新的覆盖和支付政策、运作良好并以科学为基础的监管体系，以及完善的资本融资通道。

其中对于基础研究投入，R&D经费投入强度是衡量产业技术开发能力的主要指标，它反映了产业对创新活动的投资力度，R＆D投资强度通常是指R＆D经费占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或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李嘉逵分享的数据显示，美联邦政府2022年财年基础研究投入为3103.2亿元，占R&D经费比重27%，中国2019年基础研究投入为1335.6亿元，占R&D经费比重首次超6%。

李嘉逵认为，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的基石。美国生物医药产业以生物技术为基础，以大学、科研院所作为出发点，科研院所为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了大量基础研究成果、关键技术和人才。相比之下，国内医药产业以政策引导为主，地方政府纷纷兴建生物医药产业园，由于缺乏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可能影响创新产出。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相关研究人员也曾发布文章分析称，与全球新药创制相对分散的靶点分布不同，我国的靶点集中度非常高，1／3在研药物集中在前10热门靶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新药创制的基础研究积累相对薄弱，对应用基础研究布局不足，新靶点、新机制和新方法等基础研究成果缺乏；另一方面，缺乏新药成果导向的串联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

研发原创新药的源头在于理论创新和突破，这需要长期而扎实的基础研究积累，一旦在某一疾病发病机制方面取得理论突破，将产生一批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的原创新药。例如免疫检查点基础研究的突破，引发了肿瘤免疫疗和细胞治疗的浪潮，PD-1／PDL-1抗体和CAR-T细胞治疗，挽救了无数晚期肿瘤患者的生命。

李嘉逵表示，从发现到新药批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本高、风险大。根据NIH统计，80%-90%的研究项目在进行人体测试之前就失败了，研发一种新批准药物的平均成本大于10亿美元，研发成本将每9年翻一番。药企创新药的高风险投资和巨额研发费用与医保有限支付能力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

因此需要行业多方的努力：对于企业，要大胆尝试新的创新模式，应用新技术，提高研发效率、降低研发费用；对于政策，要建立共赢的创新的支付体系以持续培育有长期创新动力的医药创新群体；对于资本，要勇于担当支持研发颠覆性技术的革命；对于商业，要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险，尤其是商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