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政策设计与投资意义

上篇 

共同富裕是与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结构优化、国家安全、碳中和等并驾齐驱的中长期目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有助于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基础。

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标志着共同富裕进入以点带面的实验性阶段。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的意义、定义、工作原则、改革目标、重点举措等进行全面阐述，标志着共同富裕进入系统推进阶段。

在“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之中，共同富裕既是指导方针，也是发展目标。但也要注意，共同富裕并不只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涉及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的系统问题，其中生产环节又起主导作用，这是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因。

展望未来，中国在生产环节中至少要有效完成科技创新、结构升级、碳中和、国家安全等方面重大任务，才能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也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01 科技创新

中国经济已经局部接近技术前沿，后发优势消失，自主创新面临更高的难度和风险；同时部分领域存在技术瓶颈，或面临着产业链供应链的外生冲击。而国际经验表明，随着技术进步和新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结构也要相应进行调整和升级。特别是要建设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满足技术特征与发展阶段不同企业融资需求，从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社会融资结构。从中国实践来看，2018年以来资本市场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金融体系结构趋于优化。

02 经济结构优化

当前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趋于下降，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仍不充分，农业、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等领域仍存在短板。因此“十四五”时期要实现“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要以优化结构为导向，一方面政府投资集中在具有中长期战略意义、具有优化供给结构作用、具有正外部性的投资领域，特别是基础研究和补短板领域；另一方面引导民间投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等领域。

03 碳中和

2015年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已经从0.66吨标准煤/万元下降至0.56吨标准煤/万元；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从27.2%升至33.9%，煤电发电量比重从67.9%降至60.8%。作为《巴黎协定》缔约国，中国已经在2020年9月作出碳中和承诺，力争CO2排放量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决定了“十四五”时期降低生产能耗、优化能源结构的进度会进一步加快。

04 国家安全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威胁。这要求中国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经济层面上，要有效应对外资、外贸、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受到的影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安全层面上，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重点要关注粮食、能源、产业链与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冲击。

中篇

共同富裕的核心特征是橄榄型分配结构，主要实现方式是就业优先、均衡发展、畅通上升渠道、完善分配制度

共同富裕是延续性政策，但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

“十三五”时期，中国已经实现全面脱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持续推进。

“十四五”时期，将以乡村振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降低中等收入群体在购房、教育、医疗、养老、生育等方面的负担等为重心。

政策推进的节奏，按照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的要求，将遵循“分阶段促进”、“坚持在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等原则。综合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精神与浙江示范区的设计思路，可以归纳出促进共同富裕的五项重点措施：

01

充分就业是共同富裕的根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只有实现充分就业，才能进一步去追求共同富裕这个更高目标。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又是吸收就业的主体。从城镇就业形势来看，过去20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比持续下降，目前仅占12.4%。而在私营企业就业或以个体形式就业的人数占整体比例持续提升，目前已经接近60%之多，加上其他非国有就业形式，占比已达到87.6%。

02

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是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制度基础

分配是指政府以生产税净额的形式、企业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的形式、个人劳动者以劳动报酬的形式获得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其中，初次分配是劳资双方通过市场议价来实现的，以效率为导向，这是分配关系的基础。初次分配当前的重点任务是就业优先与反垄断。再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的，体现了社会共同价值和政府意愿，具有强制性特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力。当前重点任务包括房地产税立法、社保全国统筹、地方财力建设。三次分配则是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慈善事业、民间捐赠、志愿行动等实现的，体现社会更高精神追求，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补充。未来发展重点应包括规范慈善基金、调动企业意愿、完善制度安排等。

03

税收、社保与转移支付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是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的主要政策措施

关键一是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二是稳定地方政府税源，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其中，直接税以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等为代表，由于不易转嫁，因此比重上升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社保缴费也有直接税的特征）。间接税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可以通过商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1）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是优化税率结构。目前焦点是相比于个人所得税最高适用45%的边际税率，明显高于资本所得与财产所得。

（2）房地产税的试点与立法。房地产税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三重意义，一是稳定地方政府税源，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二是调节收入分配，拥有多套房产的人群将承担更多税收；三是调控房价，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负担。

（3）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调整优化，推进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一方面丰富地方政府税源，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对奢侈消费行为增加税负，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

（4）企业税收方面，改革目标是优化经济结构，亦即 “聚焦支持稳定制造业、巩固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制度”。而税收优惠则主要支持中小微、科创型企业，前者有助带动就业，促进共同富裕。

（5）社保调节措施中，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等措施都具有促进共同富裕的效果。

（6）转移支付，重点是“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这包括提高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尤其是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等。

04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区域平衡发展、行业协调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区域平衡发展、行业协调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中观目标。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缩小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的主要措施。根据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精神，当前重点主要是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

05

精神文明、生态环境与社会治理的升级

理解共同富裕，不应局限于经济范畴，而应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综合视角去分析。

下篇 

共同富裕对政策规则、要素结构、需求结构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对资产配置具有中长期指向意义

01

发展目标层面，经济增长率权重下降，就业优先与价格稳定权重上升

K型经济的根源是货币超发。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就职信中提出，K型经济（即富者越富，而大部分人口的收入与财富增长则远远落后）的根源形成于50年以前，这是指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之后，美元发行失去约束，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在2011年之前持续加剧，但之后也逐渐改善。原因主要是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目标的权重有所下降，逆周期政策力度趋于缓和；同时社会平等的权重上升，脱贫攻坚、城乡平衡、区域平衡持续推进。

未来，宏观调控将更加重视就业优先与价格稳定目标，增速目标的权重将进一步下降。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依靠货币超发、债务扩张去推高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意义的，高度依赖债务的经济领域（如房地产等）吸收就业能力也比较有限。因此未来的货币政策将坚守“货币供应量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规则，以对内物价稳定与对外汇率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就业目标，而非GDP增速目标。财政政策将严格控制债务增长，实现“稳定宏观杠杆率”。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通胀率中枢将稳中有降，国债发行量增速也将稳中有降，中长期而言实际利率是趋于下行的，这也有助于权益资产估值中枢的提升。

02

总供给层面，鼓励来自于劳动与技术创新的收入，规范土地与资本所得，进一步界定数据要素所有权

鼓励劳动与技术创新。正如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强调的，“鼓励勤劳创新致富，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对应到投资层面，如果一个企业吸收就业、科技创新的能力较强，那就会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

规范土地与资本所得。房地产调控方面。2020年8月出台的“三条红线”政策， 2021年1月实施的“房贷集中度管理”制度，分别从资金需求端与供给端对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形成限制。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层面，强化反垄断执法、强化劳动者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数据要素的所有权界定。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发起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其根本在于数据要素的所有权尚未清晰界定——数据要素不应该只属于平台企业，用户应该拥有一定所有权，这需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或税收的形式来实现。

03

总需求层面，消费率趋于上升，投资以就业优先、结构升级为导向，同时国际分工地位也将趋于升级

消费率上升。2000至201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0%左右持续降至50%以上。反映了全社会被动降低消费、提高储蓄，为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资金。因此无论是从纵向对比还是横向对比，中国的最终消费率都严重偏低。纵向对比来看，尽管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已经从低于50%恢复至55%以上，但相比1978年至2000年之前60%至70%的水平仍有距离。横向对比来看，当前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最终消费率约为60%至70%，而发达经济体平均约为80%左右。

国际分工地位升级。中国已经度过低成本竞争的发展阶段，没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压低劳动力、税收、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显性成本去参与国际分工。未来要向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销售、服务等高价值环节攀升。

投资将发挥优化供给结构的作用。投向会更集中在科技创新、补链强链、共同富裕、国家安全、碳中和等中长期目标导向领域。其中，促进共同富裕领域包括就业优先、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卫生、防灾减灾、民生保障，以及有利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等。

作   者：

罗云峰 、高  明 、张一平 、刘亚欣 、张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