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婷菊  广州报道  10月15日，珠江国际贸易论坛——高水平开放与贸易创新高峰论坛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这也是广交会发展史上第一次举办国家级的国际贸易论坛。论坛和分论坛将分别以“高水平开放与贸易创新”、“新发展格局下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合作”为主题，就国际贸易热点问题展开深度研讨。

在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王健看来，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对于稳定外贸、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完善国际贸易服务业态和生态体系，扶持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对于促进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广交会在“双循环”发挥作用

《21世纪》：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如何认识和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是本届广交会的主题，在如此背景下，广交会的举办有哪些重要意义？广交会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王健：我认为“双循环”指的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要重视。当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带动的经济增长是比较显现的。很多改革措施让更多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全球贸易，也创造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国内的本地的经济增长，也让老百姓收入得到提高。同时，这一切也给国内市场带来了机遇，国内的需求和消费的增加，会进一步提升整个经济发展的水平。

在我看来，“双循环”是在特殊国际环境和特殊时期提出来的。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全球市场严峻的形势，因为全球市场正在发生转型，这个转型与以往的全球化和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是直接相关的。比如原来的大公司、华尔街金融领域是全球化、国际化的主要受益者，也造成全球市场中的贫富差距加大，导致的贸易不平衡也引起了针对全球化的抵触情绪和反对声音。因此，很多人开始逆全球化思维是有一定道理的。实际上，中国抓住了以往全球化发展的机遇，正在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然而，由于目前的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

此外，全球市场转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引领的全球市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疫情对全球的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发展是一个加速器，虽然它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但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手段改变了贸易方式，甚至改变消费方式，改变了人类行为方式。因此，市场在这个阶段也是在不断被创新、被颠覆，也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的发展时期。

而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双循环”的思路，这意味着我们既要重视全球市场，同时也要注重国内市场的循环，更多地注重以需求导向，从满足百姓需求出发带动经济增长。包括提升和改变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技术。

广交会在这一背景下继续举办，是促进商业和国际贸易活动的重要展会，其每年在国际大循环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今年受疫情影响，广交会对国内国际供需双方见面沟通的功能受到了抑制。因此，广交会也在转型，线上线下同时举办，未来广交会会不会进一步延展，除了在国际大循环中起到重要作用，能否将其角色延伸到国内市场，把国内的需求者吸引到广交会来，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

外贸高质量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21世纪》：本届广交会首次举办国家级的贸易论坛“珠江国际贸易论坛”——高水平开放与贸易创新高峰论坛，着眼新发展阶段下中国高水平开放与贸易创新。请您谈谈，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对于稳定外贸、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哪些重要作用？国际经贸合作有哪些新形式和新机遇？

王健：以往的广交会主要是供需见面会，很少有论坛的模式，而在最近半年，国务院及主管部门不断推出指导意见，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和外贸转型升级，鼓励贸易在新形势下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在这些背景下，论坛的举办可以更好地讨论贸易政策，改善营商环境，带动外贸的转型升级，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创新。

在互联网出现后的过去20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网络和信息技术对外贸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交易方式的变化，比如以前传统的贸易活动，包括促进活动、成交活动、支付活动现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跨境电商就是现在一种非常重要的贸易形态。中小企业直接把产品卖给国外的消费者，出现了跨境的网络零售等。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贸易方式、贸易形态在发生变化。实际上，贸易形态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用技术的、数字化的、互联网的手段替代传统的方式那么简单，而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新的贸易业态和商业模式。比如亚马逊、eBay、谷歌、阿里巴巴的国际站、速卖通以及阿里巴巴在全球推动的eWTP（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建设，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很多贸易新模式，像敦煌网、中国制造网，环球市场等。我们所说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主要指的就是在外贸市场上出现的新的市场主体。目前，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跨境电商产业园，跨境电商综试区，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各项政策已经覆盖到了各个省市，甚至许多二三线城市都能得到国家的试点政策。

另外，国家各部门和各级政府对外贸的新业态新模式给予大力扶植。像推出的针对跨境电商B2B新的海关监管代码，都体现了政府在配合企业实践创新，创新政府的监管方式，适应新的贸易方式的发展。可见，企业创新、政策推动以及监管创新正在共同推动外贸向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服务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21世纪》：据海关总署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8.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7%，已连续5个季度实现同比正增长。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外贸发展态势？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在增长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王健：分析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的原因，跟中国目前在全球贸易生产制造中的地位直接相关。中国企业在上一轮的国际化中得到了发展。在疫情影响下，许多国家都发现，全球产业转移没有那么容易。而中国疫情控制得较好，复工复产速度快，中小微企业市场敏感高，在疫情期间借助制造优势，调整生产，抓住了机遇，因此，自2019年底发生疫情到现在，中国外贸增长没有下滑。

同时，国家商务部大力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的发展，建立起了跨境电商的服务生态体系，包括相关营销服务、数据服务、物流、海外仓、支付服务等一整套客户售前售后服务。正是这样的服务体系在贸易新业态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疫情给跨境电商带来机遇

《21世纪》：近两年全球经济在疫情的阴霾下，我国跨境电商产业，尤其是零售进出口额反而逆势上扬，B2C（企业对客户个人）等新探索层出不穷。请您分析其中的政策背景原因和市场因素，反映了外贸产业未来的哪些趋势？

王健：中国电商零售发展在全球处于最高水平。而在疫情期间，中国的跨境电商加速在全球的渗透。究其原因，由于国外的电商模式和技术创新不像中国这么快，他们的线下渠道优化的很好，消费者并不一定能在线上找到比线下更便宜的产品。而我国的电商产业不同，我们的产品极大丰富，选择余地多，相比于国外的线下产品同质化，我们具有线上的优势，网上产品的价格大多比实体店便宜，加之疫情加速了电商的渗透率，因此在疫情期间，很多国外买家会更愿意选择在网上购买商品。因此，需求的增加，给跨境电商带来了机遇，让买家可以绕过“中间商赚差价”，以更好的价格，享受到数量和品类更丰富的中国产品。当然，顺应趋势，我国外贸企业也要抓住机遇，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21世纪》：目前我国部分贸易行业，如家电、医疗设备等参与全球分工的领域面临产业链较长、供应链风险挑战，服装、家具等领域面临受限于传统外贸渠道带来的订单问题。在您看来，这些传统行业、传统外贸业态还存在哪些短板，应该如何开拓创新，化解经营难题？

王健：不管是什么行业的产品，我认为，未来都会依托于它所在的服务生态体系，而服务生态体系未来一定是建立在网络化、数字化、服务化的条件下的。而企业要做的，一方面是以产品为核心，围绕市场需求充分调研，将产品设计好、将制造成本降到合理的水平，围绕产品发力。另一方面，企业要注重品牌建设，通过跨境电商，企业可以直接将商品卖给消费者，这就可以打破以往国内商家被国外进口商、经销商、批发零售商掌控品牌的局面。即时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能让企业更加主动地掌握市场动态和消费者的偏好，以便更好地改进产品和服务。

此外，我认为，外贸转型升级，还需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人民币作为外贸结算货币。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减少外汇波动的风险。这就要求同时增加人民币国际化应用场景，提高外国买家的人民币应用场景。例如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跨境电商往来中，东南亚国家的消费者如果注册不了中国的微信、支付宝支付账号，就没有办法真正用人民币参与我们跨境电商交易，因此，我们希望，要切实解决人民币国际化中使用场景的具体问题。

《21世纪》：近年来，国家批准设立了多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产业园项目，完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政策。据您观察，这些综合试验区、自贸区（尤其是前海、横琴两个合作区以及海南），在技术上、业态上有哪些亮眼的新探索，对于稳外贸和探索新机遇带来哪些经验和成果？

王健：现有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产业园区的亮点或方向，在我看来其中一点是服务业态和生态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看到很多好的模式经验，比如一些企业很好地融入了海外国家的本地资源，与跨境电商本地资源作对接。希望国家在和其他国家像“丝路电商”伙伴国的国际合作中，能够推动中国企业和国外的本地企业作对接，共同建立跨境电商服务生态体系。未来，我们希望国家能够把国际合作服务生态体系的打造放到国际合作的层面，纳入到国家合作框架下，这不仅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益，也能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本地经济增长。比如完善制度规则、认证体系，提高跨境电商数据的互联互通、电子化，提升效率。这些都需要在国家层面的探讨与合作中，签订协议，做一些法律安排、制度安排，把企业经营中的底层问题从技术、规则、标准层面合作。中国的许多自贸区，像前海、横琴以及海南应该在这些方面进行探索。

第二点是制造业企业，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产品创新上。而产品创新的未来趋势应该是网络化、数字化和服务化的。在这一趋势下，未来的产品和服务的界限就会越来越模糊。实物产品与网络服务融合，因为未来所有产品都会和互联网、数字化及服务相关，就像手机产品包含电信和网络服务，未来也许你买窗帘等智能家居产品，都和物联网相关，健身器材都是智能化的，带有人工智能特点。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已经成为未来产品的亮点和趋势，网络化、数字化和服务化将是未来外贸产品探索的机遇和趋势。

建立应对国际市场的企业大脑

《21世纪》：近年来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但中国企业走出去时也遇到了不熟悉海外平台规则、出口管制、贸易纠纷、知识产权侵权等挑战。对此，您对企业有哪些建议？

王健：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合规问题。像华为等大企业很早就成立了合规部，以满足复杂的国际环境。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果明年生效，将带来许多规则的改变，如累计原产地证的规则，企业在获得它带来的好处和机遇的同时，也许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比如有关允许企业自己签发原产地证的规定，就对企业自律提出了要求。如果不自律将会遭到重罚。因此企业自身要自我约束，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需要自行判断。

以往企业在国内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一定在国外也有效，用和国内一样的方法在国外操作很可能就会犯规，遭到重罚。因此，企业应该知道在海外经营中，除了法律的规则和界限不能碰，一些软性的规则和与人打交道的基本思维方式，都需要适应国际化环境。除了一些很明显的硬性规则，如知识产权、出口管制外，很多软性规则，像前阶段的亚马逊封号事件，就反映了我们在国内熟悉的要好评、刷单的做法，在国内司空见惯的行为在国外可能会碰壁。主要原因是企业缺乏独立分析市场的能力，需要分析其行为可能对国外陌生市场带来的影响。以往，我们很多海外企业认为，在海外发展只要派去人就行，用中国的方式把事情搞定。而现在可能不行了，企业需要大量本地化员工，熟悉当地的风俗文化和法规。这个学习和适应海外经营环境的过程对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挑战。

同时，全球经营环境、规则体系越来越复杂。例如RCEP协定如果明年生效，其落实中会有复杂性，这就需要为整个复杂的系统建立技术化的管理手段，建立国际化经营的知识管理系统。这个管理系统需要像人一样，借鉴、总结教训，总结试错经验，在这方面我们和国外大的跨国公司差距很大。这相当于要建立应对国际市场的企业的大脑，让以往所犯错误不再重复出现，让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避免发生。这也对出海企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