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民苦于前任总统特朗普征收的“对美国有帮助的关税”已经四年了。

四年前的7月6日，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生效，其后又把征税对象规模扩大至500亿美元。从那以后，局势升级，双方对彼此出口征收高额新附加关税。2018年9月，美国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作为对这些措施回应，中国对美国50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后来又对美国约60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产品征收5%至10%的关税。2019年5月10日，美国政府将上一个阶段的10%的关税提高到25%，美国贸易代表在同一天发表声明，报告其打算对所有剩余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约3000亿美元。2019年5月13日，中国作出回应，宣布将提高关税，从2019年6月1日起对其600亿美元清单上的大部分商品征收25%的关税。2020年1月，双方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2021年年底协议到期。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倾向。

四年下来，中国的产业及经贸体系已经基本适应了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特朗普政府试图实现的压缩对华贸易特别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目标完全破产。2021年，中美进出口总额7556亿美元，较贸易战影响之前的2017年增长了29.5%。其中，中国自美进口1795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了16.6%；对美出口5761亿美元，增长了34.1%；对美贸易顺差3966亿美元，扩大了43.8%。

许多经济分析指出，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关税的“大棒”主要打在美国自己身上。

首先，加征关税增加了美国生产商的成本。有研究表明，加征关税基本上转化为美国进口商支付的更高价格，导致美国公司的成本增加，使美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额外至少提高了一个百分点。关税扰乱了美国公司的供应链。

其次，关税带来的价格上升相当程度还被传导给了美国消费者。例如，有研究表明，2018年对洗衣机征收的保障性关税在零售品牌层面完全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还有估算指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可能会使典型的美国家庭每年损失300至800美元，相当于这个收入范围内的家庭在2017年税制改革中获得的减税金额的1/3至9/10之间。

最后，加征关税对美国的就业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产品受到关税保护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国内企业的产量及就业可能增加，估计关税对就业的影响必须同时考虑这些新获得的就业机会，以及因报复而失去的就业机会等成本。一项对洗衣机关税的研究估计，由于对洗衣机的保障措施，美国创造了大约1,800个工作岗位，但扣除收取的关税后，每个工作岗位给消费者带来的平均成本为81.5万美元。另有研究指出，钢铝关税加上对中国前三个阶段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可能在3年内创造12.7万个就业机会，但由于报复性关税和其他成本，导致106.1万名工人失去工作。

今年以来，疫情因素叠加乌克兰危机相关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更是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困难。5月美国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升8.6%，继续刷新40年以来最高纪录。遏制通胀成为拜登政府面对的最重大课题。拜登政府多次出现调整对华关税的说法。3月，美国已经将服装等352种中国输美商品排除在关税范围之外，拜登政府也多次发出信号考虑对7月6日到期的“第一波”、8月23日到期的“第二波”（价值约160亿美元）关税进行“大幅调整”。迟迟没有动作，大概是中期选举的因素使然。不过，反正通胀或滞胀也会导致失去部分选票，而且可能失去的更多，调整恐怕势在必行。当然，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声称，关税是与中国谈判的重要武器，而她作为谈判当事人“不会放下武器”。不过，样坚持下去，于事无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