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德经验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基尼系数与制造业比重呈现负相关性。稳定制造业，一方面，可以减缓转型中面临的经济减速，保证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可以稳定和扩大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避免收入差距扩大。建立强大的制造业，将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也是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

为何强调稳定制造业比重？

从各国经验来看，当步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开始下滑，甚至出现“鲍莫尔病”。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制造业比重回落过快，制造业根基尚未牢固，过早“去工业化”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美欧经验看，缩小贫富差距，关键在制造业。

从美国和德国实际情况看，制造业产值占比和基尼系数呈现负相关关系。美国的制造业占比自20世纪60年代初的37%持续回落至2020年的15%，同期基尼系数自40%不断上升至49%。而德国截然相反，1991年以来，德国制造业占比长期稳定在20%左右，基尼系数也常年稳定在30%附近。

美国制造业占比过低，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源。二战后，美国经历三次产业结构变迁，将中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重心转向技术密集型，多数就业人口被迫转移至低附加值第三产业。2020年，70%的就业人口集中在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低附加值第三产业，仅有15%的就业人口分布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高附加值第三产业。

德国通过稳定制造业，有效避免贫富差距扩大。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在产业转型时，坚守“德国制造”的立国之本，保障制造业占比的长期稳定。同时，德国金融业占比偏低，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附于第二产业，产业模式仍然围绕制造业。截至2020年末，德国有24%的就业人口分布在第二产业，高于美国的14%；58%的就业人口分布在低附加值第三产业，低于美国的70%。

美国与欧盟不遗余力发展制造业，提升居民福利。

2020年12月，欧盟通过2万亿欧元财政刺激计划，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加绿色和数字化的欧洲。2021年10月，拜登公布1.75万亿美元重建美好未来法案，旨在加大教育、儿童、医疗、社保、住房等公共福利，并将能源、气候相关的绿色投资作为首要支出项。

绿色科技双引擎，中国制造再度起航。

一方面，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但现在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仍然严峻。下一步将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反垄断监管、调节过高收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在初次分配环节注重效率，在再分配环节注重公平，打造橄榄型社会。

另一方面，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应当实施系统性、大规模的制造业振兴计划，不仅包括发展“专精特新”和攻克关键“卡脖子”技术，还要依靠雄伟的“碳中和”计划，推动中国制造业整体升级。

正文

为何强调稳定制造业比重？

2012年以来，国内制造业处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持续走低。2013年以来，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逐年回落，且持续低于整体经济增速。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高点32%，持续回落至2020年末的26%。

外部来看，全球需求增速趋势性放缓，全球制造业价值链面临重构风险，我国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的双重挤压。内部来看，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成本逐年上升，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叠加产能过剩问题凸显，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当前，传统制造业步入转型升级期，而先进制造业尚待壮大，国内制造业处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产业链仍处于中低端水平，近年来工业增加值比重回落速度过快，存在过早“去工业化”风险。201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开始回落，9年内共下降8.7个百分点。而对比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等七个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工业增加值比重回落的前9年内，平均下降4.2个百分点。参照工业增加值比重相当的德国，在去工业化的前9年内，德国工业增加值比重仅回落6.4个百分点，降幅同样低于中国。

稳定制造业占比，可以减缓经济转型中面临的减速问题，保证蛋糕总量的持续增长。从各国经验来看，当步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会呈现下降趋势，甚至出现“鲍莫尔病”。“鲍莫尔病”是指，当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非进步部门转移时，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变为零。其中，“进步部门”是指应用先进技术设备、能大规模生产、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制造业部门。“非进步部门”是指传统服务业，由于新技术应用较少，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恒定水平。

稳定制造业占比，有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制造业仍是我国吸纳就业群体最多的行业，但近年来制造业就业人口持续下降。2020年，城镇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员为3806万人，占就业人口的22%，较2014年的高点已经减少1438万人。制造业流出的人口，多数进入金融、教育、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等行业。

同时，由于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强，新增就业多数集中在面向国内消费的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市场需求也相对有限。因此，稳定就业市场，需要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培育制造业新动能，并配合劳动技能培训，帮助更多群体进入中等收入行列。

二、美德经验看，缩小贫富差距，关键在制造业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收入和财富面临重新分配，容易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劳动力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重新分配。各个行业由于生产效率的差异，形成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分化，进而带来新的收入差距，以及财富的重新分配。尤其是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资源会优先向少数具备高回报率的行业集中，导致少数人掌握社会的大多数财富。

现实经验看，缩小贫富差距，关键在于稳定制造业占比。从美国和德国实际情况看，制造业产值占比和基尼系数呈现负相关关系。美国的制造业占比自20世纪60年代初的37%持续回落至2020年的15%，同期基尼系数自40%不断上升至49%，显示出制造业占比回落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而德国则截然相反，1991年以来，由于德国政府和企业重视制造业投入，制造业占比长期稳定在20%左右，基尼系数也常年稳定在30%附近。

2.1 美国制造业占比过低，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源

二战后，美国经历三次产业结构变迁，将中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二战”结束后，美国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对西欧各国战后重建进行资金援助，并拥有大量的商品出口市场，美国工业迎来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工业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美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份额一度达到40%。此后，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崛起，加上本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美国开始将纺织、钢铁等制造业向外转移。

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进一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电子产品加工制造业向日韩等亚洲国家转移。90年代以后，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大力发展通讯设备、计算机、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并引进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金融保险、信息通信等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取代了钢铁、汽车和机械行业，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美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自上世纪60年代初的32%回落至2020年末的23%。同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自49%提升至76%。

随着美国制造业重心转向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多数就业人口被迫转移至低附加值第三产业。美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过程中，本土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严重，传统的汽车、电气设备、机械、加工金属等行业增加值占比自1977年的7.5%回落至2020年末的2.4%，而计算机电子行业增加值占比常年保持在1.4%以上。

传统制造业淡出的过程中，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自上世纪60年代初的33%降至2020年末的14%。同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自64%提升至85%。其中，70%的就业人口集中在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低附加值第三产业（批发零售、交运、教育医疗、艺术娱乐等），15%的就业人口分布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高附加值第三产业（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等）。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高附加值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吸纳人数有限，绝大多数劳动人口流向低附加值第三产业，如批发零售、教育娱乐等。另一方面，低附加值第三产业，由于技术含量低，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因此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劳动报酬增长缓慢。

2.2 德国通过稳定制造业，有效避免贫富差距扩大

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在产业转型时，坚守“德国制造”的立国之本，保障制造业占比的长期稳定。2020年末，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为20%，较1991年仅下滑5个百分点。

德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障就业人口的合理分布，有效避免收入差距扩大。受益于德国高端制造业的红利，第二产业享有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众多细分领域的中小企业，也提供了较多就业岗位。2020年末，德国有24%的就业人口分布在第二产业，高于美国的14%；17%的就业人口分布在高附加值第三产业，高于美国的15%；58%的就业人口分布在低附加值第三产业，远低于美国的70%。

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第三产业主要依附于第二产业，产业模式仍然围绕制造业。19世纪30 年代，伴随蒸汽机的到来，德国开始发展纺织等轻工业，同时重视钢铁、机械等重工业发展。20世纪初，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德国一举完成对英法国家的超越，不仅改造传统机器设备制造业，而且开拓化学和制药等高新制造业。1914年，一、二、三次产业在GDP比重分别占25%、40%和35%，初步具备现代化产业结构。

二战后，战后重建需求的推动，叠加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德国制造业进入快速发展期。1970年，德国第二产业比重达到57.6%，超过第一和第三产业总和，达到历史最高值。此后，由于国际重化工业产品市场需求疲弱，加之石油危机爆发，本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德国被迫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转型。钢铁、造船等高耗能工业发展相对停滞，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快速回落，从1970年的36.5%下降到90年代初的23%左右。

同期，德国第三产业占比逐渐超越第二产业，但不同与美国市场，德国金融业占比偏低，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附于第二产业，例如针对德国生产的机械设备，提供后续的企业培训、设备调试和售后服务等。因此尽管第三产业成为德国的主导产业，但整体产业模式仍然是由第二产业带动的。进入90年代后，德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提振制造业的产业政策，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在机械、汽车、电气设备等高附加值行业保持全球领先水平，另外大力支持信息通信、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

德国制造业长期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源于政策、教育、创新等多方面的支持。2021年4月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 “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德国凭借汽车、机械、化工等优势产业，稳居全球第一名。

政策层面，德国政府及时出台各类产业政策，帮助产业结构调整。1958-1975年，德国鲁尔区出现采煤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政府先后出台《煤炭适应法》、《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等，通过以促煤为目标的政策干预，实现煤炭公司的重组，使煤炭的生产能力有计划地、逐步地适应能源经济的发展。1975-1987年，德国的钢铁工业出现了大量生产过剩，政府对钢铁业发放投资津贴，帮助经济在经济转型中保持平稳。德国对钢铁业的补贴到1981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0.3%。

进入2000年之后，德国政府加大对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投入力度，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如高技术战略（2006年）、2020高技术战略（2010年）、“工业4.0”战略（2013年）、数字化战略2025（2016年）、国家工业战略2030（2019年）。

教育层面，除重视培养研究型人才、高技术人才外，德国开创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劳动力培训体系，培养适应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制造业技术工人。科研创新方面，2018年德国研发投入约占GDP的3.1%，仅次于日本和韩国，其中企业贡献七成，国家投入占三成。

三、美国与欧盟不遗余力发展制造业，提升居民福利

美国版共同富裕计划，旨在加大教育、儿童、医疗、社保、住房等公共福利，并将能源、气候相关的绿色投资作为首要支出项。2021年10月28日，拜登公布了重建美好未来法案（Build Better Back）新框架，总支出1.75万亿美元。尽管该计划规模相对7月初民主党提出的3.5万亿美元大幅削减，但支出的优先项仍然围绕改善儿童保育、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完善社会安全网以及实现美国2030年碳排放减半等目标展开。其中，儿童保育支出4000亿美元，医疗支出3150亿美元，社保支出2900亿美元，住房投资1500亿美元，能源、气候投资5500亿美元。

欧盟通过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帮助欧盟各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实现绿色和数字化转型。2020年12月17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包括欧盟2021-2027年多年度财政框架（MFF），以及下一代欧盟计划（NGEU）。

一方面，欧盟2021-2027年多年度财政框架（MFF），将为欧盟27国提供近1.21万亿欧元资金支持，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加绿色和数字化的欧洲，实现欧盟各国的经济复苏。另一方面，下一代欧盟计划（NGEU）规模达8069亿欧元（其中，援助资金4075亿欧元，贷款3858亿欧元），主要用于研究于创新、数字化转型、气候变化等，加速欧盟复苏的同时助力其实现双重转型的目标。截至2021年10月5日，欧盟理事会已批准19个成员国的经济复苏计划，卢森堡、比利时、葡萄牙、希腊等国家已陆续获得相应的预融资款项。

四、绿色科技双引擎，中国制造再度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