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知识产权检察工作。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4590件7835人，同比分别上升16.8%和9.2%；共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6565件14020人，同比分别上升12.3%和15.4%。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主任刘太宗介绍，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主要呈现四个特点：商标权仍是犯罪行为主要侵犯对象，网络侵犯知识产权成为重要侵权方式，科教文化和信息科技领域侵权呈现多发态势，呈现团伙化、产业化、链条化趋势。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从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四个维度，强调综合履职和综合司法保护。

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知识产权检察工作。视觉中国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日益网络化

商标权是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要侵犯对象。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假冒注册商标罪6024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5084人，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1083人，此外还有数罪和他罪中包含的侵犯商标权犯罪，合计占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总人数的约九成。

刘太宗在发布会上介绍，《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服务商标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后，检察机关积极行动、充分履职，依法打击侵犯服务商标犯罪行为。

所谓服务商标，是指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为将自己提供的服务与他人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使用的标识。

例如，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假冒服务商标案中，涉案单位假冒正规授权门店，提供培训服务，涉案金额人民币51万余元，涉案单位和人员均被定罪判刑。

网络侵犯知识产权成为重要侵权方式。

刘太宗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不法分子借助互联网实施侵权行为，花样不断翻新，办案难度增大。例如，有的利用直播带货形式销假，作案成本低，影响范围广，消费者维权难度较大。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日益网络化，也对司法办案提出新的挑战。例如，有的通过网络爬虫、视频解析、深度链接等新型技术手段实施犯罪，有的通过“暗网”实现上下游犯罪勾连，有的通过在境外架设服务器网上售假，这些都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以及法律准确适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产业应用形态丰富多彩，但是网络侵权产品的数量远远超过线下，体育赛事直播、网络游戏、数据产权等都成为知识产权保护新课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说。

当前，科教文化和信息科技领域侵权呈现多发态势。

刘太宗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迭代升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领域也在发生变化，除了烟酒、食品、服饰、化妆品等传统领域，在教育图书、数字阅读、汇编试题、影视作品等科教文化领域也较为常见，涉及信息科技、布图设计等新业态、新领域犯罪案件增多。

例如，有的通过盗窃、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生产经营同类产品，有的通过APP传播侵权影片侵犯权利人合法权益，有的非法复制他人游戏代码架设私服侵犯网络游戏著作权，都是近年来常见的案件类型。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团伙化、产业化、链条化趋势。

2021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4万人，其中共同犯罪约1万人，占比达到68.3%，较整体刑事案件共同犯罪比例高28.2个百分点。

刘太宗说，有的犯罪分子通过云存储技术、在境外架设服务器等手段隐藏犯罪行踪，通过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收取货款快速转移资金，形成一条“线上线下”并行、境内境外交织、跨时空跨地域的犯罪产业链，增加了一体化打击的难度。

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上述特点，《意见》提出，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办理一批典型案件，重拳出击，形成震慑。

加大保护商业秘密力度

加强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商业秘密保护是一个亮点。

“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是以‘技术服务’为核心的商业秘密。前沿产业的商业秘密或技术一旦泄露，其损害程度将远远超过驰名商标等传统案件。”高艳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意见》提出，聚焦高新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以及事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加大案件办理力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副主任宋建立在发布会上说，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最高法联合制定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将进一步明确侵犯商业秘密罪以及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的法律适用标准。

高艳东指出，《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把知识产权犯罪由结果犯修改为情节犯，未来司法解释就应当采用综合定罪指标，如增加以下定罪标准：多次、组织多人、窃取多种或者多份商业秘密，以及非法获取行业尖端商业秘密等。

依法保护与激励创新的关系需要妥善处理。宋建立说，要准确把握商业秘密民事侵权诉讼与刑事犯罪追诉的关系，既依法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又把握好立案追诉标准，防止随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打压竞争对手，干扰正当市场竞争秩序。

他还说，要妥善处理保护商业秘密与自由择业、涉密者竞业限制和人才合理流动的关系，维护劳动者正当就业、创业的合法权益，依法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

注重延伸检察职能

“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检察机关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艳东说，“知识产权检察保护模式上要更加重视综合保护。”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宫鸣在发布会上说，《意见》紧紧依托“四大检察”业务格局，从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四个维度对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提出要求，强调综合履职和综合司法保护。

在实践中，行政机关是保护知识产权的第一关口，多数知识产权案件都是行政机关移交给公安机关的。

《意见》此次强调“行刑衔接”，要求加强对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以及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等行政执法问题的研究，及时向执法部门移送履职中发现的相关案件线索，促进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公平竞争。

高艳东认为，未来，检察机关可以牵头建立或打通行政登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共享数据库，既实现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又能及时发现行政执法中的漏洞，对行政执法案件进行法律监督。

在一些具体案件中，检察机关注重检察职能的延伸。

2020年1月，“大某视界”APP盗播电影案发。经对后台数据进行提取和鉴定：“大某视界”APP编辑、上传的侵权影片中，包括美国电影协会成员公司享有版权的作品302部，腾讯公司享有版权的作品70部。“大某视界”APP共有注册用户83万余个，充值支付订单9万余个，支付金额人民币140余万元。

2020年11月，因侵犯著作权罪，“大某视界”APP的运营公司及相关人员被判刑。

案件宣判后，检察机关并未停止履职，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促使涉案企业剥离违法业务，进行全面合规整改。大某视界公司完善了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将APP中侵权内容全部删除，并发布公告通报侵权情况，对充值用户进行退费，组织专门团队开展版权购买谈判。

宋建立在发布会上答复21世纪经济报道称，检察机关不局限于“就案办案”，通过落实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加强释法说理促成和解、深挖同类违法犯罪线索、督促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等延伸工作，提升办案综合质效。

“刑事打击固然有利于遏制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但‘以刑为主’的模式短板明显，知识产权保护应摆脱刑法依赖症，建立从预防到打击、从民事到刑事的综合保护体系。”高艳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