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李玉敏 北京报道

2001年7月，赵运恒放弃了原本近在眼前的体制内升职机会，坐着公交车去了亚运村的一家律所。用赵运恒自己的话说，是“放弃了新职位，奔向那可能充满风雨和荆棘的自由职业之路。”

21年后的又一个7月，已经成为业内知名大律师的星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赵运恒，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坦言：“一点也不后悔选择做律师，律师这个职业是最适合我的。执业20多年，我还一直充满激情。法治是我至高无上的追求”。

从一名“菜鸟”律师成长到今天的刑辩大咖，他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初入行时的迷茫和遭遇的挫折，不过他当时很快确立了专业化方向，毅然选择了做刑辩律师。由于对专业的定力和执着，赵运恒逐步树立了自己的行业地位，并在大成律师事务所组建了专业化的刑辩“梦之队”。

赵运恒认为，律师在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要用更大的视野、更开阔的思维, 跳出案件看案件，跳出法律看法律，穷尽所有合法途径，去给当事人辩护。

从业多年，他看见了太多的企业家因为犯罪身陷囹圄，企业因此而倒闭的无奈。于是，赵运恒也将业务从刑事辩护延伸到了刑事合规。他表示，“合规走进刑辩，刑辩促进合规”，建议企业要重视事前合规，而不是涉案以后才开始做合规。基于对企业合规业务的发展前景判断，搭乘最高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政策的东风，赵运恒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星来”的律师事务所，主业就是刑事合规。

在星来律师事务所古色古香的小院里，赵运恒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畅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豪迈而爽朗，不避任何犀利的问题，回答很坦诚但用词准确、严谨。采访中他还主动问记者，为啥不问刑辩律师辛苦不？知名律师的背后是大量辛苦的付出，由于经常出差，赵运恒一年的飞行时间超过99.8%的人。

“最深的焦虑”

《21世纪》：早在2004年，你就确立了自己“刑辩律师”的标签，为何会这样选择？

赵运恒：2004年，我从事律师职业进入到第三个年头，我觉得需要给自己制定一个专业化的标签和发展方向。当时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我就选择了刑事辩护作为今后职业的方向。

《21世纪》：刑事辩护是否意味着“收费低，风险高”，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在你看来优秀的刑辩律师应具备什么品质？

赵运恒：实际情况确实是“收费低，风险高”。当时刑事辩护还不太受行业“待见”，也跟人们的权利意识，还有当时的刑事法律政策有关系。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对律师的权利保障不像现在这么广泛，因此风险比较大。从民众意识来讲，对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够深入，因此在支付律师费意愿上，也没有现在那么高。所以做刑事辩护确实存在着风险高，同时收费又低的尴尬情况。

根据我这20多年的职业经验和观察到周边青年律师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做刑事辩护，最重要的品质是要有比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要善于对抗，坚韧又灵活。

《21世纪》：你办理大案的时候，是否会有焦虑感？对自己未来的五年或者十年有何期待？

赵运恒：焦虑感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主要是对法治环境的思考，还有对于个案结果的担忧，实际上是一种对案件承担责任的心理反应。不像一开始做律师时候，有缺乏案源的那种焦虑，或者不会处理与当事人和办案机关的关系的那种焦虑。可能我最深的焦虑还是法治能不能得到维护，尤其是在个案中能不能得到体现。

《21世纪》：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状态跟其他律师有什么不同？

赵运恒：刑事辩护律师首先是心理压力较大，因为和检方对抗色彩很浓厚。不像民事诉讼，律师代理的都是平等主体之间，压力和风险都比较小。其次，因为刑事律师的工作特点，出差比较多，看守所和刑事法庭很多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都得去。我连续10年左右平均飞行时间超过99.8%的人，这还不算高铁。我喜欢跑，喜欢和当事人、办案人员面对面交流，这样了解的情况更加全面更加深入。

“大辩护”实现多赢

《21世纪》：你个人提出了“大辩护”的概念，具体有何内涵？如何做到大辩护？

赵运恒：我提出大辩护后，好多同行，包括一些学者都比较认可这个概念。它的核心就是在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做很多法律没有要求你去做的事情。比如，用更大的视野、更开阔的思维, 跳出案件看案件, 看背后的症结, 看未来的走向, 跳出法律看法律, 看刑事政策, 看法治环境, 然后利用综合方法, 穷尽所有合法途径, 去给当事人辩护, 维护其权益。这样就能取得比较好的辩护效果，而不是仅仅做到法律程序规定的所谓“有效辩护”。更大的追求，是能满足委托人的家庭、企业，甚至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些诉求。让一个案子办完之后，带来多方面的共赢的效果。我对大辩护的追求和定义是这样的。

《21世纪》：你一直笔耕不辍，今年还出版了一本新书《大辩护---我和我的刑辩故事》，可以说把你多年的职业经验倾囊相授。能否介绍下这本书写作的初衷？

赵运恒：我写《大辩护》这本书历时将近两年时间，实际上是对于我过去20年的刑事辩护一些经验的总结，我是没有任何保留的把自己的体会心得都给讲了出来。它是建立在过去多次的讲座、网上直播课、线下交流，还有与青年律师互动的成果的基础之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律师的成长道路，从我自己的成长路径来说，分享我经历了哪些彷徨迷茫、哪些心理斗争、哪些挫折，然后慢慢地办案子越来越游刃有余，胜诉率越来越高，这个过程是怎么走过来的。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通过分享自己的体会，让其他年轻律师少走弯路。还有把自己办案的一些经验、方法、技巧给他们分享。

《21世纪》：律师这个行业也有一句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传承和分享的？

赵运恒:我觉得这个跟可乐的配方还不一样,一旦可乐的配方可能泄露出去，它可能就失去了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指法律服务）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品，不需要靠着这个“秘方”来保持自己的存活。另外，我们这个配方，我们所输出的服务，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社会的公共产品，这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

十年前我做讲座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为什么甘愿把自己的秘籍都说出来？

我说：“我是希望多几家餐馆，这就形成了餐饮小吃一条街，把客人都吸引过来，你自己的生意也好。要是大街上就孤零零的一家餐饮店的话，你的生意未必好。”

我是觉得法律服务这个产品的性质不一样，我们共同把它打造好的话，对于我们律师、对整个社会也是好事。

《21世纪》：从年轻律师成长到大律师，需要进行哪些修炼？你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传授给年轻人？

赵运恒：我的建议再好也代替不了每一位青年律师成长中所必须要经历的这些心理路程，不过有意识地去借鉴别人的经验，去锤炼自己的专业水准，路会走得更快一点，弯路更少一点。最重要的是刑辩律师应当是具有善良的心，一颗追求正义的心。我们应当把当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要有明确的是非观。犯罪嫌疑人，未必他的骨子里本质就是坏的，他可能只是做了这件事。坏人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我们只要秉承着法律的精神，去做好自己的事。

将企业合规做成标准化产品

《21世纪》：有的企业家，一个人犯罪可能一个企业就完了。针对这样的情况，最高检试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从刑事辩护到刑事合规，律师如何参与？

赵运恒：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跟刑辩律师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应当迎头而上，去寻找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职能。检察院主导这个改革是由刑事职业的检察官来主持，也是需要刑事辩护律师来参与进来。

首先，可以把企业合规引入到辩护之中，作为刑事辩护的一个有效手段。就像辩护律师给当事人找到了一个自首、立功的理由一样，这些都是法律上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但是从更高的角度，商业企业的合规并不仅仅是辩护的手段这么简单。更多的还是通过办一个案子，来挽救一个企业，挽救几个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这个意义更重大。我一直说，“合规走进了刑辩，刑辩反过来促进合规。”

《21世纪》：企业合规改革将逐步推开，在你看来作为一项新的律师业务，未来前景和行业竞争会怎样？

赵运恒:企业合规改革，如果从检察机关正在主导改革的涉案企业这个角度来说，业务量不是很大，如果要作为律师的主要业务或主要收入的话，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涉案企业相对于全体的企业来说，毕竟还是少数。

但是企业不应该在犯罪之后才做合规，而是在还没发生风险的时候，就要做好合规，（合规是）万一不小心犯了错的时候，能成为拯救企业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有人把它叫做“免死金牌”。通过刑事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推进，来鼓励这种提前做合规的企业。这样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自愿地主动地去做合规，那律师的业务量也就很大了。

《21世纪》：你成立了一家新的律所，想把它打造成一家什么样的律所？

赵运恒:我们成立星来律师事务所的初衷主要还是更好地去落实企业合规这个业务，因为它是一个跨专业的融合型业务，不是刑辩律师和某一个专业的律师单独能做的。因此我们大多数的律师都不是刑辩律师，而是包含了多个专业的非诉讼的律师，比如涉及到数据、环保、税收、金融、知识产权等。未来的目标是，企业合规是成为一个标准化的产品，企业是我们服务的主要对象。

目前，像我们这样以合规为主业的律所，全国只有一家。

《21世纪》：根据你的观察，哪类企业的合规需求比较大，主要的风险点是什么？

赵运恒: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国企的合规主要动力来自于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压力。相对于中小型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合规动力就更高，是内在的，原因是要保证企业长久的安全和大股东、高管的职业安全。

企业传统的风险点包括到现在依然很突出，几乎都是和资金相关的。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骗贷、挪用资金等。还有些和行业特征有关，比如，矿产能源方面的行业容易出现环保、土地保护等相关的风险，还有的涉及知识产权、税务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