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观众不好“坑”了,黄牛还要“牛”多久?

2023年05月26日 20:59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黄慧婷
五月天2023演唱会今晚开演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黄慧婷 广州报道

 

5月26日晚,台湾摇滚乐团五月天2023年在大陆的首场演唱会“好想好想见到你”在北京国家体育馆拉开了巡演序幕。这场两次开票“秒没”,从5月9日开启售票便制造出如 “宁可鸟巢门口站 钱也不让黄牛赚”“五迷抵制黄牛”等多个热搜的演唱会,终于让观众“看到”了。

而在演唱会之外,关注演唱会的乐迷们也“看到”了一份警方通告。在5月26日当天一早,北京警方通过官方微博账号“平安北京”发布消息称,针对近期部分热门演出演艺活动一票难求,有群众反映“黄牛”倒票的情况,北京警方开展打击整治,如针对“五月天”演唱会,目前已依法打击处理倒票人员29名。

评论区内,不少粉丝在哀叹没抢到票之外,也表达了对“黄牛”的不满和愤怒。

“开票秒没”“一票难抢”,五月的演出市场极速回温的背后,是疫情三年之后巨大的观演需求。演出票的“僧多粥少”也让沉寂三年的票贩嗅到了商机,各平台显示“售罄”和“缺货登记”的演出门票,在票贩手中却票源充足,并且以高于票面的价格进行高价倒卖。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五月初票贩哄抢五月天粉丝团的团购票,转手在社交或者二手交易平台上以高价兜售,导致大量粉丝团“原住民”没有抢到票的例子。然而,在粉丝向主办方和票务平台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五月天北京演唱会粉丝团票最终被取消。

原价就能抢到心仪演唱会的门票,似乎已经成为一件不多见且充满运气加成的事情。

演出市场回暖

自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以及文旅部宣布自2月16日和3月20日起,分别恢复各地对涉港澳台和涉外营业性演出的受理和审批,演出市场再度活跃。

21数据新闻实验室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官宣的全国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至少有200余场。

而五月份叠加五一黄金周、母亲节和被节日化的“520”“521”热点营销节日,演唱会场场火爆。

截至5月26日,票务平台大麦网显示,热搜歌手如周杰伦、五月天、杨千嬅、薛之谦、张信哲等将在国内举办的多站巡回演唱会,所售票价区间在280-2000元,大麦网作为总票代均显示“缺货登记”,标记“想看”人数为10万-190万不等。

以广东省为例,记者统计发现,今年初至5月25日,获得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审批通过的《广东省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演出活动已达324件,已达去年全年共516件的62.79%。其中5月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已达到172.73%。

演出经济景气回升,利好也传导到了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行业和企业。一季报数据显示,经营文艺表演、经纪业务、舞台声光电设备、演唱会视频内容制作等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去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幅,丽江股份(002033.SZ)、宋城演艺(300144.SZ)、浩洋股份(300833.SZ)、腾讯音乐-SW(01698.HK)增长幅度分别为331.73%、174.82%、42.47%和5.42%。

根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预计参加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即属于大型群众性活动,属地公安机关需要依照相关规定组织安全管理工作。广州市黄埔区一家保安服务公司的王队长向记者透露,今年以来公司接到的大型演出安保服务外勤项目明显增多,位于该区的广州宝能观致文化中心在5月举办了王源客厅狂欢演唱会后,7月份预计每周都有演出安排。“越大型的演出对安保服务的需求缺口越大”,王队长表示。

前排=“钱排”

不少没有抢到票的乐迷会在网上发布“求票”信息,试图找到因有事去不了演唱会而转票的同好,同时会在结尾特别标注“黄牛勿扰”。

“黄牛”一词俨然代表了一个让人避之而不及的群体。而为了显得更加正规以及规避监管打击,黄牛也多用“票务”来形容自己,声称有正规的官方渠道票源。有网友戏称为“高情商:正规票务,低情商:黄牛”。

越热门的演唱会,位置越好溢价越高。记者在社交和二手交易平台上观察到,每场演唱会,不同档位的涨价幅度,最低为50-100元,最高则能达到原票面价格的10倍。

有幸抢到了一张五月天深圳场演唱会的雯琪,原本是七月份要和朋友一起去的。但抢票的过程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雯琪漏点了朋友的身份证,朋友没抢到票,“后来问了黄牛,内场票面价1055元/张的连座票两张卖5400元,翻了两倍不止。” 雯琪表示。雯琪后来在小红书上找到了演唱会“搭子”,计划届时和广州的粉丝一起去深圳。

而港澳地区举办的演唱会由于票价需进行汇率换算、内地粉丝不熟悉抢票系统,加之部分艺人或组合场次有限等原因,演出票相对来说更具有稀缺性。以5月20-21日在BLACKPINK澳门演出为例,记者在票贩处获得的一份报价表显示,票面3699澳门元的内场票一张卖到了38800元人民币,兑换汇率后,票面价格飙升了十余倍。

(演唱会报价表,受访者供图)

而在此之前,记者在票贩的朋友圈看到,5月14日周杰伦香港演唱会,票面原价1380港币的第一排位置更是被炒到了两万多人民币一张。前排俨然成了只有加钱才有机会落座的代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票务代理”也渐呈组织化运作的趋势,黄牛有上线提供票务信息,接受培训便可加入。记者发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除了有高价倒卖演唱会门票的黄牛外,也有人发布招票务代理的信息,声称票务代理是“2023年最赚钱的副业”。标价66元的培训介绍内容称“目前票务代理行业处于红利期”“演唱会的动态市场会决定你如何赚钱”,工作室会提供“演出一手代理价格”等。记者向卖家咨询,对方表示会一对一培训教授如何获取客源,并且每天提供演出最新报价,并且“基本所有演出都有”,票源可以抢也可以直接从主办方拿票。

(网络截图)

对于黄牛的票从何来,主流的说法主要有:利用抢票软件和人工抢票、回收散票以及获取“赠票”“内部票”以助销的形式进行倒卖。

演唱会本质是商业演出行为,前期筹划和举办的过程产生大量资金投入,资方需要尽可能地获得收益。而门票通常为提前预售,是直观的资金回笼的方式。同时,为了保证上座率和演出收入,大部分演出没有设置“强实名”(人、证、脸三合一)和退换票机制。为黄牛倒卖门票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

此前有媒体报道指出,主办方委托黄牛销售门票,或抬高价格出售,或协助卖出一部分卖不出去的票等。但这种内部商业运作的做法并无直接依据可以证明。对于票务方比如大麦网是否有采取相关措施维护票务市场秩序的问题,记者向大麦网发送采访咨询邮件并且致电咨询,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应。

黄牛高价倒卖演出票的背后,看似是追求丰厚利润,但很有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售票的前提是要有许可资质,黄牛经营售票业务除了违法相关的行政法规,同时也存在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问题。”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毅律师表示。

根据《文化部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知》规定,演出举办单位除自行经营演出票务外,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演出票务经营单位经营本单位营业性演出门票,但需要对其进行授权。取得授权的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可以委托其他具有演出票务经营资质的机构代售演出门票。

同时,举办大型演唱会,应当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在提交大型群众性活动申请时,向公安部门一并提交演出票务销售方案。文化行政部门应当联合公安部门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按照票务销售方案进行售票。黄牛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

尽管大麦网作为大多数内地演唱会的“总票代”在部分场次的公告中特别说明“大麦为本次演出的官方唯一购票渠道,除大麦以外其它渠道门票真实性无从保障,谨防上当受骗”。但在门票紧俏的情况下,提示效果并不大。“公告中的说明实际起到的作用是平台的免责声明”,张毅表示。

实际上,无论是“票务”还是黄牛,只要从事了倒卖演出票的活动,都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五十二条中“伪造、变造、倒卖车票、船票、航空客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的违法行为,将视情节轻重,被处以五日以上至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并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下不等的罚款。

此外,对于市场上存在倒卖假的演出门票的情况,张毅表示,文艺演出票据承载了演唱会主办方和观众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观众无论是在正规票务平台买到的原价票亦或是黄牛处买到的高价票,只要是真票,即存在演出方按票面信息提供演出服务,以及观众按时观看演出的履约行为。

然而制售假票,这个合同关系是不存在的,买方无法向主办方追责。黄牛制售假票的行为除了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20修正)》第五十一条“伪造、变造营业性演出门票或者倒卖伪造、变造的营业性演出门票的”之外,倒卖假票到一定的数量,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相关规定,将构成刑事犯罪,即“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而对于发布和组织“招票务代理”的培训行为,则有可能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张毅表示。

违法成本低 监管难度大

针对票务市场出现的乱象,各地监管部门也在进行相关打击和研究工作。今年4月底开始,北京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演出票务市场“黄牛”非法倒票的专项整治工作,在韩红、任贤齐演唱会开始前夕,北京市文旅、公安、文化执法等部门联合行动,核验演出资质和审批文件,抓捕20名非法倒票扰序人员;5月中下旬,上海消保委开展了溢价门票的调查和研究,江苏省消保委则探索在实名制的基础下,探索推出“阶梯退费”的退票方案。

在演唱会门口倒票的黄牛多数较为隐蔽,属地派出所通常会派便衣警察进行执法,一场下来多的话能抓到5、6个,王队长介绍道。

然而,在抓黄牛的过程上,执法人员需要有明确的事前线索,并且以法定的程序,有充分的证据,才能给予黄牛处罚或定罪,条件非常严格。“最重要的是要‘抓现场’。”张毅表示,“基于办案的法定程序,要由有执法权的法定人员查获现场,有充分证据证明黄牛和买方完成了交易才能抓人”。

而通常来说,演唱会人数众多,即便是在演出场馆门口有黄牛进行门票兜售,并不会明目张胆地进行,并且买卖双方若是一方有需求一方有供给,交易很快完成的情况下,给执法人员的反应时间并不多。

“即使黄牛被抓到了,相比获利来说只是一个治安的处罚,违法成本不高”,张毅表示,“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善规则,让实名和退票、转赠制度更好地适应市场。”

5月刘若英的演唱会实行了“强实名”并且不可退票制,但由于规定过于一刀切,有些观众若是有事去不了也无法转让,让原本为了防范黄牛的规则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最终主办方和票务平台还是更改了退票规则,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全额退票。这也为后续的如张信哲、毛不易、谭咏麟等演唱会提供了借鉴,“强实名”的同时,完善了退票规则。

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也在5月15日发布公告称,从6月6日起,将对每月成交订单数量大于10件,且累计成交金额大于10000元的卖家,以每笔订单的实际成交额为基数收取1%服务费。在演出票交易的过程中,为了保障钱款安全,买方通常希望能通过平台进行交易,在观看完演出后“确认收货”,钱款再通过平台流向黄牛,有观点认为平台此举或对黄牛的钱款收取有一定的阻断作用,但收效如何有待观察。

不可否认,商业演出意在满足消费者对文化生活的追求,同时也希望在不亏损的前提下实现商业变现。但在现行的模式上更加优化,实现商业主体和市场的双赢,或许还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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