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钟雨欣 北京报道

生育登记是我国生命登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内生育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享受医疗保险、生殖保健等生育政策服务。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妇联兼职副主席、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长期关注妇女儿童权益保障领域，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谢文敏今年将带来《关于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的提案》，建议给生育登记“松绑”，释放生育潜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受访者供图）

建议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

“根据各地的具体做法，夫妻在领取结婚证之后即可申请生育登记服务。只有经过生育登记，生育行为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并享受相应的法律待遇，例如，母亲和子女享受相应的医疗、户籍登记、教育等公共服务。”谢文敏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道。

在此背景下，她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了未婚生育女性、非婚生子女群体。“目前在国内相当多的省份中，未婚妈妈难以享受生育保险、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等等。此外，非婚生子女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着落户难、上学难、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

在她看来，随着社会现代化、法治化、智能化进程加速，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是现代化国家的国情需要，也是保证少部分人群正常生活的必要举措。“这并不意味着鼓励未婚生育，而是回归到生育事实本身，让未婚生育女性和非婚生子女的相关权益得到更有力的保障，使其更好地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

“首先，从政策方面说，我国人口形势正面临严峻挑战。立足于我国国情，释放生育潜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是人口工作的必要举措。”她认为，促进生育政策协调公平，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有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其次，谢文敏表示，应统一管理非婚生子女，让这一特殊群体在法治的环境里正常生活。

早在1950年，我国的婚姻法就承认了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民法典》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从1950年婚姻法到如今的民法典，法律规定在该问题上一以贯之。每一个孩子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她进一步指出，如果非婚生子女得不到合法地位，成为“法外之民”，游走在社会边缘，不能正常就学、就业，明显违背“人生而平等”的基本理念，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增加社会负担。

另外，谢文敏认为，随着当代环境变化，女性的婚恋和生育观也随之产生了改变。“在经济、身体等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确实有女性希望不受婚姻的捆绑，通过生殖辅助技术来实现成为母亲的心愿。法律主动照顾这部分少数人群，是我国法治温度的体现。”

“将生育与婚姻捆绑，这样的限制缺乏必要的正当性。如果单身女性有能力和意愿生育，进而组建单亲家庭，法律并无理由对其予以歧视或禁止。”谢文敏认为，每个想要生育的女性，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待遇。

因此，她建议：一、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二、切实完善非婚生子女的落户、托幼、上学、就业等相关权益保护，逐步向未婚女性生育开放生育保障公共服务体系。三、基层组织社区、街道、学校应该积极的介入非婚生子女家庭，给予帮扶保护，做好引导教育，不让非婚生子女感受到歧视与伤害。

多地调整生育登记制度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2021年以来，中央和地方不断释放积极信号，推进生育登记制度优化完善。

2021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完善生育登记制度，加强基层服务管理，保障优化生育政策工作，推动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并提出完善登记流程、简化登记要求、全面推行网上办理等。

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建立健全人口服务体系，加强人口监测和形势研判。其中对于“完善国家生命登记管理制度”再次作出强调。

今年1月，四川省卫健委对2019年出台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法》进行修订完善，新版《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引起舆论热议。

四川省卫健委人口家庭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修订后的《办法》并非鼓励或倡导未婚先孕、未婚生子，而是将生育登记的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上来，回归人口监测及生育服务本位，目的是推动人口监测更加精准，从优生优育角度让更多孕产妇能享受应有的服务。

“四川的新规充分体现了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和普惠性，更加尊重生育决策的自主性和生育状态的多样性，以政策的包容体现出生育友好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昭示了社会进步和人权保障的意义。”谢文敏在采访中说道。

实际上，在四川《办法》引起广泛关注之前，广东、湖南、陕西、安徽等省份已陆续出台优化生育措施或进行公开征求意见等。

2022年5月1日起，《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生育登记管理办法》（简称广东《办法》）正式实施。具体来看，广东《办法》将“生育登记证明”更改为“生育登记凭证”，明确生育子女无须再审批，同时对办理生育登记的登记主体也做了拓展，例如延续未婚生育人群可以办理生育登记等。

广东省卫健委发布的官方解读称，新的《办法》强调了生育登记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仅作为人口监测的工作手段，而不再成为制约群众生育的工具。优化生育登记，有助于及时掌握群众的生育意愿，实现出生人口监测工作的全覆盖。

提高生育意愿需要更多保障措施

在顶层设计层面，近年来我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不断完善，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育龄女性生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由于目前仍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家庭生育意愿依然不高。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2016年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当年的新生儿数量达到1846万。从2017年起，全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2022年，我国新生儿数量仅为956万。6年时间，新生儿数量大幅减少890万。

“多重因素导致我国家庭生育意愿不高。”谢文敏分析道。

首先，在女性择业就业的过程中，生育是“绕不开”的话题。女性可能因此在职场中遭受歧视，影响职业发展。谢文敏在调研时发现，女性产后就业的形势不容乐观，常面临薪酬降低、晋升通道变窄等困境，家庭收入明显减少。

“男女平等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并且国家在完善生育配套措施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生育要经历孕期、生产期、哺乳期，用人单位考虑到这些因素而对女性产生歧视，减少女性的职业上升机会，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

对此，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方面，要求消除就业性别歧视。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情形，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规定用人单位女职工权益保障相关责任，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应当具备女职工特殊保护条款，并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等内容。

“这些相关的法律规定从顶层设计上为女性提供了保护。”谢文敏强调，女性在职场中如果遇到隐性歧视，一定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尽管目前的职场环境还存在着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这种现象在逐步地解决。 

另外，普惠性托儿所、幼儿园的数量较少，婴幼儿托育面临困难。在现实中往往需要由家里的老人来照顾孩子，或者是特地聘请保姆。也有不少女性选择放弃工作，在家照料幼儿。同时，养育孩子的成本高，教育、医疗、住房等多方面压力因素叠加。

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谢文敏曾提出需要多部门合作，加强生育社会支持政策。建议政府加快建设普惠性托育机构，同时减免生育女性的税费负担，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支出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等。其他多位代表委员也曾提出相关建议，这些内容后来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了体现。

“调整生育登记管理制度，是提升生育意愿、释放人口潜能的一个有益方向。但想要进一步提高人口生育率，还需要加强社会生育支持力度，不断完善相关配套保障措施，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拓宽发放生育补贴的使用渠道等等，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谢文敏表示。